并购作为经济运行层次和运行效率的反映,近些年在中国已经有长足进步,但摩擦力依然不小,其背后是中国经济系统的交易成本依然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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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市公司相关领域的
并购,证监会的简政放权值得肯定。12月12日,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在中国上市公司峰会发言称,通过持续简政放权,目前90%以上的
并购交易已由上市公司自主实施。
在此前的一个论坛上,姜洋曾经解释政策思路:去年以来,大幅简化
并购重组行政审批,鼓励基于产业整合的
并购重组,严格
重组上市要求,加强
并购重组监管。这一松一紧有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有力支持了国企改革、产业升级。
效果方面,姜洋称,在2016年,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一共发生2486单,交易总金额2.39亿万元,今年前10个月,全市场实施
并购重组超过2000家次,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在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
重组方面的主渠道作用日益彰显。一年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
并购重组530余家次,例如中航黑豹整合沈飞集团,提高整机制造的产业化发展能力;南洋科技通过购买航天集团旗下资产,转型发展无人机业务,等等。
把时间拉长了看,
并购活动的进步更为明显。CVSource的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间的境内
并购交易金额达2532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40.95%,境内
并购交易总体增长显著。按全市场口径统计,2013年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交易金额为8892亿元,到2016年已增至2.39万亿元,年均增长率41.14%,居全球第二,
并购重组已成为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例如,
并购后的整合往往曲折坎坷,存在大量的非商业干扰因素,导致
并购成功率下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山水水泥收购案。天瑞方面早已在香港市场上完成了对山水水泥的收购,但入主山水水泥董事会、接管企业管理的过程却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其间甚至因为接管工厂发生暴力冲突。不能靠《公司法》接管企业,这听上去十分荒唐,但这就是一些企业在
并购活动中的实际处境。
再如,中国有大量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严重偏低,提升起来却步履维艰,这也反映出
并购活动严重不足。前些年商界“大嘴巴”严介和曾经放言高论“将来99%的小企业都得死亡”,大浪淘沙、优胜劣汰,从产业集中度提升的原理来说,他说得不无道理。但几年下来,他的预言完全落空,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运行效率不高,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犹能残喘久之,市场的淘汰速度太慢。
此外,敌意收购作为
并购的极端形式,也很有指标作用。敌意收购者既是资本市场的秃鹫,又是资本市场的鲶鱼,他们赶走平庸无能的管理层,重新激活经济资源,鞭笞着经理人不敢怠慢,因而是资本市场重要的推动力。而在中国市场,敌意收购还十分罕见,这也反映出中国市场的
并购活动还很不丰富。
证监会等部门的简政放权可圈可点,不过摩擦力在其他许多环节还普遍存在。
并购是高级经济活动。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成长出蜜蜂,同样,只有良好的
经济治理环境才能成长出成功的
并购。
并购后的整合,涉及法律、运营、人事、财务等复杂系统,加上无形的固有企业文化,常常导致整合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一个
并购交易,最终是否可以称之为“成功”,关键在于整合。而整合则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款短板都会决定它的生死。观察近几年的
并购案例,法治环境和行政审批都曾造成
并购失败,此外,被
并购企业透明度低、职业经理人市场规范化程度低等企业治理因素也经常形成摩擦力,所有这些,都需要靠提升中国
经济治理的水平来逐渐化解。
转自: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