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宏观经济走势波澜不惊、平稳收官。在美国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国内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未平稳有效转换、汽车等大宗消费品需求总体低迷之时，此前市场一致预期二季度经济增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实际情况是二季度GDP达6.2%的增速，虽创下国家统计局1992年以来正式发布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但仍高于此前市场预期，证明了经济活力与韧性仍在。

特别是二季度经济数据不乏亮点，主要表现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和居民生活三个方面：一是大型工业企业增加值仍处于回升阶段，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3%，比5月加快1.3%，其中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均高于平均增速，表明经济结构调整仍处在良性轨道；二是社会消费快速反弹，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达到9.8%，连续第二个月反弹，并由此带动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4%。网购消费表现同样较好，上半年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7.8%，比一季度加快2.5%，支出法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半年达60.1%，显示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作用；三是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速保持平稳。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94元，实际增速6.5%，高于经济实际增速，表明居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有所提升。

上述成绩的取得与我国持续推进的减税降费有直接关系，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增速同比回落13.5个百分点，其中个税同比下降30%。但另一方面，同样应清楚的认识到当前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宏观经济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能否有效处理这些现实中存在的困难、平稳化解风险，对于未来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工业品通缩和消费品通胀压力并存。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从2017年初至今一直处于下行通道，6月，同比增幅已到0的临界点，由于工业品在前期去产能影响下供给有所增加，导致未来工业品出厂价格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这将导致未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回落；而通胀则正相反，虽然CPI整体涨幅仍在3%以内的温和区间，但食品类涨幅却仍处在不断上涨通道，6月，食品价格同比涨幅达到8.3%，较5月提高0.6%，特别是食品中的鲜果，6月同比涨幅达到了42.7%、猪肉涨幅达21.1%，由于鲜果和猪肉的供给恢复需要一定时间，短期价格仍处于高位。工业品通缩和消费品通胀压力并存的扭曲格局对经济平稳转型十分不利，未来如果PPI持续下降，同样会传导至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速变化上，进而将减少消费品的总需求。

其次，妥善处理地产依赖症难度加大。近10年房地产行业无疑是我国发展最快、赚钱最多的行业，而且因其产业链较长，每次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之时，出台政策刺激房地产均能起到对经济较好的拉动效果。但就目前而言，一方面我国居民居住面积已大幅改善，短期再建更多的房子只会导致房屋空置问题加剧；另一方面因房价快速上涨提高了土地和劳动力的要素成本，既不利于制造业高精尖发展，又不利于经济成功转型，还会威胁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2016年末我国提出了“房住不炒”且坚持调控不放松，在调控的持续深入背景下，如今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已转为负增长，且房企融资持续受限，预计未来一些房企资金链将因此面临巨大压力，与之相对应的是其债务可能成为一个潜在风险点，未来要有针对性的避免风险点集中出现而成为系统性风险。另外，楼市疲软对与其关联的其他消费品同样形成较大压力，比如汽车消费，尽管6月乘用车销售出现较大幅度回升，但考虑到国六标准下经销商清库完毕影响，未来乘用车消费市场仍不乐观。

再次，实体经济杠杆率较高制约下，基建对经济仅能起到一定托底作用。上半年我国小幅加大了基建投资力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同比达4.1%，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快速增加，上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3500多亿元，同比多增约2500亿元，远高于过去两年同期水平，这直接带动了我国实体部门杠杆率重回升势。从债务主体的结构看，居民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均已较高，短期不具备再次加杠杆空间，地方政府在考虑隐性债务后继续加杠杆空间同样不大，因而基建投资难担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

最后，下半年欧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不利于我国出口进一步回升。虽然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9%，顺差规模大幅提升，但6月我国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出现下降，达-1.3%，重回负向区间，我国对美出口和进口累计增速分别下滑8.1%和29.9%，考虑到欧洲、日本、美国等几个主要经济体2018年以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回落，预计下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将有所下降，对应其进口需求减弱，下半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将有所降低。

综上，上半年我国经济整体表现出稳中有进格局，有力彰显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但仍需保持高度警惕，目前仍存在工业品通缩和消费品通胀压力并存、妥善处理地产依赖症难度加大、实体经济杠杆率提高影响基建投资规模、欧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影响出口等问题。需有针对性的加大财税、金融、收入分配、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力度，包括改变税制结构、增加直接税所占比重，有效改革融资体制、发展直接融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促进居民消费，以“管资本”为核心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此外还需严格防范各类金融风险，以改革引领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